习近平：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7月初，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的海南中心项目灯火通明。已突破200米重大建设节点的海南中心项目竣工后，将成为海南新地标。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自贸港重大项目和平台建设正不断提速。
今年以来，海南开工了全国首个500千伏省域数字电网，“一张网”充换电基础设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海口新海港客运综合枢纽建成投用后，也成为全国最大港口客滚综合枢纽。“我们封关运作的准备工作是按照‘三个清单’的方式在积极有序地推进。31项重点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也基本完工了，27项压力测试清单实际开展了22项，后续会根据封关运作的实际需要进行动态增加，确保压力测试能够充分开展，应测尽测，做到大样本和全覆盖。”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石耀东说。
△正在建设中的海南中心项目
十年多来，尤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自贸试验区这块“试验田”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新任务。这不仅是一种积极且稳妥的大国方略，也是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路径。其中，众多改革创新成果率先在上海发生。
2013年，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丁静还是上海洋山海关的一名普通科员，在洋山保税港区从事保税监管工作。最早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仅28.78平方公里，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成立之初，身处海关一线的丁静，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跟着“师傅”去企业介绍政策，然后就是不断地学习、学习……
丁静说：“这些政策出台的时候，企业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它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用，那个时候我们会对企业进行一些政策宣贯，告诉大家这些政策是什么样子的，会实地到仓储企业的工厂里去了解生产情况，看看它们是否有这样的需求。如果发现他们的这种生产模式可能是比较适用的，那么我们会告诉它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是在一线助推这些政策落地。”
△2014年，丁静在洋山保税港区从事保税监管工作
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在投资管理制度、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重要制度创新成果。一年后，自贸试验区内新设企业数量逾1.2万家，超过原上海综合保税区20年的注册总和，外资企业1677家，其中90%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包括1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意见》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至此，扩大自贸试验区试点的考虑成为现实。丁静全程参与的期货保税交割业务也作为自贸试验区第一批创新制度被复制推广到全国。
“它填补了保税货物来做期货交割业务这一领域的空白，后续我们新增了很多品种。最开始是铜和铝，后来慢慢又有了橡胶，2015年又扩宽到了原油。上海自贸区的一些创新制度，慢慢推广到全国的时候，我们也会接到其他关区来咨询大宗商品期货保税交割的业务。”丁静说。
一粒良种，可以播撒希望；一株新苗，可以长成大树。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为新时代自贸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2018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彼时，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形成了“1+3+7”，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53条切口小、见效快的措施，每一条都清楚地列明政策目的、适用范围、责任部门等。其中与常谦关系最紧密的是第十七条：研究支持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的“两头在外”航空维修业态实行保税监管。常谦是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供应链部经理。当年，企业因为处于综合保税区外，在同样从事飞机维修业务时，享受的政策却并不相同。
常谦说：“‘修理物品’的那种方式，是我们在飞机来之前，先要给银行那边要交一笔押金，押金金额挺高，并且时间也很长，以这种方式我们做了两架飞机的维修和改装。后来天津空港自贸区就跟海关一起研究针对我们企业的特色，给我们向商务部申请了允许我们以区外的身份去享受区内企业可以执行保税维修的政策，然后我们通过区外保税维修，来开展我们境外的这些业务。”
△常谦检查发动机托架安全销
以“保税维修”的方式将存在部件损坏、质量缺陷的货物或运输工具从境外运到境内检测、维修后复运出境，这种“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业务因为产品的价值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在当时发展迅速，是国际贸易新业态。除减少征收保证金外，天津自贸试验区还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如将整机进口通关时效由一周缩短为2天，进口航材可按保税维修账册管理，节约了租用保税仓库的成本，已在境内维修的外籍飞机，可通过综保区形式进口到达天津，节省了调机费用等。天津的政策优势，大大增强了企业在国内、国际航空维修业中的竞争力和占比。
“2018年的时候境外业务很少，2018年、2019年我们境外的业务量远低于公司营业收入的一半，但是做到现在，我们的境外部分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公司营业收入的60%。现在境外业务变成我们的主营业务，这样的话等同于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这些离不开天津的这些政策。”常谦说。
2020年，随着北京、湖南、安徽3位新成员的加入，我国自贸试验区迎来了第六次扩容，至此形成了从沿海到沿边、沿江，跨越东中西部的自贸试验区格局。21块“试验田”如何做足特色、错位发展，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已步入从参与到引领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的阶段，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也要进入新阶段、解决新问题。2021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在上海、辽宁、河南自贸试验区加快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建设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
那一年，王宪勇还是大连商品交易所农业品事业部总监助理。他所在的大商所从2018年起，已经开始对境内外的大型油脂油料企业进行调研了。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消费国，大豆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豆粕和豆油产量则占全球产量的近三成。经调研，他发现大豆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实现国际化是众望所归。
王宪勇说：“当时探索比较多的一个考虑，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放？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它为什么希望我们对外开放，对它的好处在哪里？这里边分两大类企业，第一大类企业就是它本身的国际视野比较好，一直在参与境内境外两个期货市场，希望通过一个开放的方式，让它更好地参与两个市场；还有一些境内的企业，它的考虑主要是我们的进口体量占比非常高，那我们的定价影响力在哪里？所以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对外开放是一个利用期货市场提升我们定价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王宪勇（左三）和同事讨论豆系期货及期权对外开放方案
《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的提出恰逢其时，客观上加快了这一进程。一年后的2022年12月22日，大商所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豆粕、豆油期货和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实现了我国交易所首次在全品种链条同步实现对外开放。境外交易者可通过境内期货公司会员或境外经纪机构转委托的两种方式参与交易，交易过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并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或美元作为保证金。一个月后，郑州商品交易所也就菜籽油、菜籽粕、花生期货和期权实施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如今已经是大商所商品一部副总监的王宪勇回望这一经历，感慨良多。
“现在已经有英国、瑞士、新加坡等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个境外客户参与了我们大豆系列期货和期权品种的交易。我们开放了之后，因为我们的进口地主要在南美，有市场机构估计现在有30%的南美农民通过观察中国的大豆期货价格来分析供求变化，并调整自己的销售报价。从企业端，它们也会主动使用大商所的大豆系列的期货来管理南美大豆的国际贸易风险，锁定采购成本和经营利润。”王宪勇说。
2024年，丁静所在的上海自贸区，已建起全球数据处理量最大的地方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企业数超过60万家；常谦所在的天津自贸区，形成了航空及装备制造、保税维修、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产业集群；王宪勇所在的辽宁自贸区，新增注册企业突破10万户，累计使用外资近50亿美元。
2014年至2024年的10年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或委员会会议先后审议或审议通过了多个文件，推动我国自贸试验区不断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放探索。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
2017年3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2017年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了《中国（广东）、中国（天津）和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两年进展情况总结报告》；
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2018年9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
2021年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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