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逸近日，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等机构组建的联合技术团队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策划的“伏特台风”行动背后的诸多细节，指出这是一场美国多个联邦政府行政单位及“五眼联盟”国家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虚假信息和舆论操控行动。这一指控揭示了美国情报机构“先射箭再画靶”的惯用手段，先炮制所谓威胁再通过操纵和夸大信息，哄骗受众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报告显示，“伏特台风”行动的“证据”其实并非像美国宣称的来自中国，而是对另一个国家所谓攻击美国的证据进行了粗陋的重新包装，伪造成中国网络威胁。美国安全机构借此夸大中国的危险性，以哄骗、恐吓国会延长有“无证监视法案”之称的《涉外情报监视法案》（FISA）第702条款的授权。该条款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监视海外和美国公民的通信，以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国家安全威胁。而在此过程中，微软公司等团体扮演了与美国相关机构密切互动的“枪手”角色。“伏特台风”行动让人不禁想起2003年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洗衣粉”事件。当时，美国政府声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这些所谓的证据事后都被证明是伪造的。此次“伏特台风”行动是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惯用撒谎手段的又一例证，同时证明了美国情报机构和其国家安全团队，都是基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机制，为美国的最高决策层的安全认知服务。“伏特台风”行动本质上是美国决策层形成了歪曲的安全认知，激励了惯于捏造的下属，导致他们炮制了一份虚假的报告。当然，除了错误的安全认知外，对权力和权势的追求也是美国行政机构及国家安全部门数次冲击“无证监听”这条美国国内政治红线的关键驱动。所谓“无证监听”，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在总统所在的行政条线上，谋求以不受任何约束的方式进行监听。这其实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上世纪40年代起，无证监听的经典案例包括反情报计划、三叶草行动、尖塔行动和梯队系统等等。从具体行动上来看，反情报计划针对美国国内政治活动家、民权运动领袖进行监视和干扰；三叶草行动则对国际通信进行大规模监听；尖塔行动的监听对象是马丁·路德·金博士为代表的美国国内民权及反战运动人士；梯队系统则作为全球监听网络，不仅针对敌对国家，监视友邦政要、企业时也毫不客气，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承认，中情局曾利用梯队所截获情报，帮助波音公司夺走空中客车集团一份重要订单。在缺少法律约束时，美国情报机构用自身行径勾勒出其在民主与法制外衣包裹下滥用权力、特务治国的典型轮廓。这些欺骗不仅对美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害，也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通过编造和夸大威胁，美国情报机构不仅会误导政策制定者，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和资源浪费。伊拉克战争给当地带去了十多年的动荡和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伏特台风”行动若未被揭穿，其破坏性后果同样难以估量。不仅如此，这种欺诈也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并严重背离了美国赖以立国的核心价值观。理论上，FISA及其第702条款的设计初衷，正是为了在美国“三权分立”原则下，避免美国政府成为依靠监听治国的“特务国家”。然而，这种设计与安排在执行中遭遇了系统性的规避，情报机构频繁利用各种手段绕过法律限制进行监视，并通过制造和夸大威胁，来扩大其权力和影响力。这不但是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治理结构的侵害，也背离了美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是对全球安全与稳定造成了巨大的风险、挑战与威胁。“伏特台风”行动暴露了美国国家安全机制的深层缺陷，不仅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也对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国际社会需要警惕美国这种以欺诈手段支撑的国家安全策略，并以更加有效方式进行预防与制衡，从而将相关行动的负面影响约束在尽可能有限的范围内，以确保全球安全环境的稳定与公正。（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